二十年光景，就這麼的過了。

王府井確比昔日的繁忙，浦東也由荒土變成高樓林立的商業區。但六四的傷痕，卻一直沒法撫平。

領導集團的錯誤，令國家民族背負沉重的包袱，這就是共和國歷史的最大特色。高舉三面紅旗如是，發動文革如是，鎮壓六四如是。前兩者國家都有意無意的採取了否定態度，但六四的錯誤，到底還要固執到何時？



全球華人都在等中共平反六四這一天。我相信如果可以目睹這一天，普天下華人的振奮情緒，肯定要比成功申辦奧運更激更烈。到這一天，我們不會再為六四淌淚，因為國家和人民真的可以重新上路了。

六四臨近，早就料到香港政壇必定出現另一場鬧劇。零六年司徒華爆出曾蔭權於八九年曾參與「民主歌聲獻中華」，支援六四，被批評當了特首後立即轉軚。前年臨終的馬力發表「非屠城肉餅論」，令人噁心，受盡口誅筆伐，就連親中派也不敢力挺。去年一眾親中派議員在議會中歇力保持緘默，對泛民議員的質詢悉數迴避，完全陷入捱打狀態。想不到今年的主角又輪到是曾蔭權。

昨日曾蔭權的「代表論」明顯是犯了嚴重錯誤。原本曾蔭權一如既往迴避平反六四的議題，遊花園式的多次重申國家發展、經濟繁榮的成就，應得香港人認同。這個論調貫徹了回歸後的官員和親中派的腔調，無甚新意，泛民再窮追猛打也無可奈何。但不知是泛民迫得太緊，還是曾蔭權自己也嫌陳濫，一再提出自己「代表香港人的整體意見」、「代表一般香港人的意見」，觸動了香港人的神經。

特區行政長官雖由選舉產生，但投票者只限於選委會成員。而選委會成員是全委任制，一般香港人都是沒有話事權的。現在選委會成員的人數只得八百人，簡單的數學告訴我八百人只佔七百萬人口的0.01%，難道這0.01%就是香港人的「整體」？事實上，特區行政長官的代表性從頭到尾都受到質疑，一天特首選舉沒有任何普及的成分（直選或間選），特首說自己代表一般香港人便沒有甚麼根據。如果曾蔭權要支持自己能代表一般香港人對六四的看法，起碼要做一個具規模的民意調查。

事實上這番代表論，即使是西方民主社會的領袖也不敢輕出，更何況是香港？畢竟民主社會的總統首相縱由普產生，唯個別施政不一定獲整體民眾的支持。曾蔭權將「代表論」用在「六四」這個極富爭議性的話題上，簡直是自尋死路。況且爭取普選是民間在政治上的最大訴求，一個不是由自己選出的曾蔭權公然說代表自己，在一個富爭議性的話題上發表意見，相信不認同該意見的香港人難免有被「騎劫」的感覺。

曾蔭權可以用特首的身份，游說我相信他那套「國家發展論」，但斷不能代表我。也很遺憾，在昨天的議事堂裡，沒有任何人可以代表我，因為去年我沒有給任何一位議員投下信心一票。

「祭」，是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。所謂的祭，有兩重定義。傳統來說，祭是一種宗教儀式及衍生的各種慶祝活動（例如12月的「秩夫夜祭」），與漢語裡的「祭祀」同義。廣義來說，祭可以泛指紀念節慶，不一定跟宗教神明有直接關係（例如4月日本各地舉辦的「櫻花祭」）。

事實上，日本全年各地均有大大小小的「祭」，若能與日遊的旅程配合，親身參與，往往可令旅程更添奇趣。自己日遊旅程之中，曾兩次身處「祭」的場地，一是5月東京淺草的三社祭，二是4月岐阜縣高山市的山王祭（或稱「高山祭」、「春祭」）。

三社祭在五月第三週的週末舉行，地點就在大家熟悉的淺草。第一次造訪東京，特意就在神輿出巡的日子遊覽雷門寺。祭日當前，雷門寺前固然擠擁，就連「雷門」燈籠也暫時挪走，免干擾巡行。到步先逛逛中庭前的一眾小攤檔，小攤檔成行成列，蹓躂其中有如逛年宵年場。隨手擇下靈符、拾起小錦包充當手信之餘，也不忘買來豆沙燒餅作小吃。逛夠了，才擠向神輿的巡遊路線，圖靠近一眾托輿者，湊湊熱鬧。

一眾神輿的外型猶似車轎，以木材打造成神龕的形像，身髹上黑漆，並以金箔裝飾，相當矚目。神輿並不算大，若有成年人般高度，較大的可高逾兩米。神輿下接連多條木方，交錯成直角井型，好讓托承者擔負。巡遊時托承者並非單單肩負神輿而行，而是需要「曳行」，即不時晃動神輿，晃得愈高代表神輿的力量愈大。托輿者大多數是男的，但亦偶有女生，均穿著傳統的男裝浴衣上陣。聽說神輿可重一噸，幾十人負荷曳行絕不容易，托輿者「唏呵」激勵之聲不絕於耳。如此熱鬧場面，雖已久遠但仍記憶猶新，這星期到東京的朋友不妨抽空參觀。（抱歉，當年硬照已散佚）

至於高山祭，分春秋兩季舉行，春天的「山王祭」定於4月14及15日，秋天的「八幡祭」則定在10月9及10日。其起源早已散佚，但至今已有900年歷史。高山祭的最大賣點是「屋台」，亦即花車。當然，作為傳統的祭典，高山祭的花車古雅而華美，跟我們香港農曆年間庸俗而浮誇的花車巡車是兩碼子的事。屋台的結構都分兩層，上層以飛簷為頂，下有帷幕。黑色的木沿上配以金漆雕花，相當矚目。帷幕外常坐著孩子，以半生不熟的手法把玩著掛在車頭的布偶，跟下面的遊人打招呼。而下層則像轎，不同的是底部裝置了木輪。春祭的共有13屋台，其中四大屋台會於下午時分先在高山陣屋前陳列，供遊人細賞其精心造工，因此陣屋前的廣場在整個下午都會擠個水洩不通，拍照真的要靠身高和耐性。





同時間高山市會舉行「御巡幸」，身披傳統服裝的居民列隊巡遊，從日枝神社出發，經過大道（國道138）繞返。御巡幸結束後，廣場前的屋台隨即會移至中橋，並換上燈籠吊飾變身，跟其他九台屋台會合，準備晚上夜祭曳行。事實上，14日的夜祭確是山王祭的高潮。我們在上三之町靜候，其時一片漆黑，只靠警察的指揮棒照明。良久才開始聽見熱鬧的鑼鼓聲自遠處傳來，再站累了也要提起精神。及至屋台來到，才靠燈籠給道路照亮，伴隨是道路兩旁的鎂光燈此起彼落，使人眩目。難得是帶頭神樂台的隊伍戴上魔鬼面具沿路落力嚇人，進一步增添夜祭氣氛。不過，在參加傳統節目之餘別忘了逛逛本町，那些成行成列的小吃攤檔，至今仍叫人回味無窮。





下次四月中遊日本，建議認真考慮到訪常被忽略的中部，自名古屋北上，在經下呂、高山，訪白川鄉。再取道金澤或松本，登立山雪之大谷，覽盡北阿爾卑斯，然後於長野縣之須坂、小諸及高遠賞櫻，保證氣象萬千。

讀過陳雲的《中文解毒》，這陣子對書寫中文格外敏感。今天打開報紙，瞥看娛樂版有標題一則：

「白韻琴爆謝偉俊另闢炮房」

「炮房」一詞，非常礙眼。按字面解，應是軍事設施。香港的東涌炮台旁就有一小房子，本為兵營，現歸稱「炮房」。難道謝偉俊是槍炮發燒友，要設置一房間把槍銃收藏展示？爬文一分鐘，知道白姐姐指的「炮房」是謝先生「避靜的居所」，那「炮房」的比喻也同樣不明所以。想起了近來二人的緋聞，才猛然醒覺白姐姐說的應是「豹房」，在大眾面前乘機挖苦一下謝偉俊。

所謂「豹房」源自明朝。明朝的上流社會有蓄養動物之風，明武宗命宦官劉瑾在北京西苑建一豹房，以豢養進貢帝王的珍禽異獸。後來，武宗又令邊將江彬招選民女入豹房，以供淫樂。他知道藏傳密宗供奉「歡喜佛」（是男女交合的佛像），乃召來喇嘛授男女媾交之方術（歡喜佛的寓意恐怕武宗也沒有放在心上）。《明史‧卷三百十七‧佞幸‧錢寧傳》曰：「引樂工臧賢、回回人于永及諸番僧以秘戲進，請於禁內建豹房新寺，恣聲伎為樂。」武宗對房事之追求，可見一斑。而上面《錢寧傳》的錢寧，也是被武宗寵幸的一員，但原來是男兒身。武宗常與錢寧同枕，但在枕房內幹甚麼就不得而知了。結果武宗終日於豹房縱情聲色，不上朝，不閱奏，讓劉瑾乘機把持朝政，敗壞明朝政風。

在雅虎輸入「炮房」搜尋，發覺多為網民所用，也是指交歡的場所，似乎把「炮」借喻成別的事物。猥瑣的網民採用「炮房」一詞並無不妥，但報社之報導，用詞應以嚴謹雅正為原則，既有「豹房」一詞，又何以用「炮房」入題？相信白姐姐看到毫無雅興的「炮房」，也難免皺眉。

看來「另闢炮房」的，並非謝偉俊，而是《蘋果日報》。

踏入4月第三個星期，日本的櫻花季節經已奏起尾聲。剛剛瀏覽rurubu.com，發現日本大部分地區已是「散り始め」甚至「葉櫻」。「滿開」的地方，只餘東北及長野縣，北海道這時候固然是未開花。

櫻花的開花期短促，一般來說由開花（1-20%）到滿開（81-100%），十天已是極限。而且花期受氣候影響，最初時明明預測三月尾大阪城公園開花，詎料一道冷空氣可以將之推遲一星期。有許多人到日本賞櫻，就這樣入寶山空手而回。

若然專乘為了賞櫻到訪日本的話，必須做足功課，除了按「預想」擬定行程外，最好有應變計劃。雖說櫻花花期甚短，但各地開花的時間不同。基本上由二月到五月，日本境內（自二月沖繩、河津開始，到五月在北海道結束）必有櫻可賞。即使只說關西，滿開日子可由鳥取縣的4月1日到大阪造幣局的4月15日。因此出發前當須監察櫻花預想之變動，甚至到步後瞭解當時開花實況，如果實況跟最初預想有別，就可即時應變調動行程。好像上面說三月尾四月初一心到大阪城公園看滿開的例子，可轉移陣地至吹田市的萬博記念公園，或名古屋的鶴舞公園。

以往曾兩次到日本賞櫻。第一次是在某年四月中旬，首度到日本自遊行，遊覽關東和近畿兩地。當年氣候和暖，櫻花普遍早開，四月中旬在東京和大阪看到櫻花的機會不大，於是在遊覽長野輕井澤當日，搭乘信濃鐵道加遊小諸市。長野縣雖離東京不遠，但因地勢較高，花期亦較晚。在東京滿地櫻瓣的時候，小諸城址懷古園才是花開七分。乘新幹線加信濃鐵道，由東京出發到小諸約兩小時，縱使懷古園規模遠不及新宿御苑大，但勝在人流不多，可閑靜地賞櫻拍攝。更重要是園內那棵巨大的垂枝八重，令懷古園足以獲得賞櫻名所100選的地位。

小諸城址懷古園


小諸遊人並不算多，可隨意蓆地賞櫻


二次賞櫻季節到訪日本，目的有三：一是到高山市參加一年一度的春祭，二是趁立山春季重開上室堂走走雪之大谷，三才是想到賞櫻。在考量日子（高山祭於4月14日／立山開山大典於4月17日）及研究行程編排後，最終還是決定重返長野縣賞櫻。同樣是四月中旬，重返舊地小諸懷古園，此時卻是滿開，只遺憾那棵垂枝八重仍未盛放。令人更振奮的是同日到訪伊那市的高遠城址公園，號稱「天下第一櫻」，果然名不虛傳。那種上天下地都是花的情景，委實叫人詫異。身處園中，只感覺到被櫻瓣包圍，挑燈夜賞，更是浪漫撩人。只是高遠離東京甚遠，車程超過4小時，即使由長野縣的松本市出發，也約需2小時，要到訪請預留時間。

高遠「天下第一櫻」，果然名不虛傳


高遠城址公園：夜櫻＠櫻雲橋


第三次到日本賞櫻，未知是何時何地？

以為當年電影《無間道》創造了空前絕後的臥底風潮，詎料七年之後，電視劇《學警狙擊》爆出Laughing哥一角，令臥底熱重生，也帶挈演員謝天華繼醉酒駕駛後，三個月內第二度榮登A1頭條。



有人說Laughing哥之深受愛戴，是基於香港人對仰望英雄的心態（參閱《蘋果日報》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廿四日刊登嚴櫻撰文《Laughing is Hope》）。我卻認為Laughing哥並非甚麼英雄，反而是他臥底的身份、對自身立場之堅持，深得觀眾共鳴，產生了這一輪Laughing現象。

身為香港的打工仔，或多或少都是臥底。這些年來，僱主的要求有增無減，打工仔身兼多職，然而減薪凍薪卻有如家常便飯。面對如此的對待，打工仔明明滿腔憤懣，但為了餬口，還是對老闆唯唯諾諾，說些背叛自己立場的「好話」，以免動輒得咎。有說這種機構文化只在華資公司出現，但在經濟不景氣的環境下，外資機構的僱員也遭同化，失去了說真話的道德勇氣，替上司揹黑鍋、放大假要溜回辦公室上班之委屈統統啞忍。當然，忍氣吞聲也並非心甘情願的。

上面所講職場上的陽奉陰違，不就正正是Laughing哥九年臥底生涯中，違背良心之餘不忘對正義的堅持嗎？如果說Laughing哥是英雄，一眾香港的打工仔也應值得體齊。說白一點，香港人人都是「臥底」，大概這就是香港觀眾一直接受電視電影有臥底情節，毫不生厭的原因。香港人果真有一股強烈的臥底癮。

談到對正義的堅持，說真話的勇氣，近來看了日劇《白色巨塔》，值得推薦。雖然已是富士電視台六年前的舊作，唯改編自同名小說之故事發人心省，加上一流的演員和製作班子，的確叫我擊節讚賞。邊欣賞戲劇，邊對照職場生活，可引以為鑑矣。所謂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，本應如此。

2008年荷里活大豐收，好電影一部接一部。去年夏季放映的《蝙蝠俠黑夜之神》（Batman – The Dark Knight）已叫人激賞，詎料好戲確實在後頭。農曆年前在香港上映的《奇幻逆緣》（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）已是上佳之作，想不到在柯達劇院中八面威風的卻又是在印度拍攝的《一百萬零一夜》（Slumdog Millionaire）。

上面三齣電影可謂各擅勝場、各有千秋。《蝙蝠俠》勾勒出人性的陰暗面，每分鐘都張力十足，加上希夫烈達的精湛演出，戲味十足。《奇幻逆緣》則透過奇詭的情節，描畫出段段真切的感情，扣人心弦。《一百萬零一夜》卻用大量寫實的片段，在記述孩子們的成長故事之餘，俐落地突顯發展中國家之社會問題。雖然自己偏愛《蝙蝠俠》的緊張刺激，也愛《奇幻逆緣》的細膩動人，但若選最佳電影，我還是與奧斯卡評審的眼光一樣，原因有二：一是《一》片縱使暴露了貧窮社會的種種悲哀，唯調子依然活潑不沉重，全程使人賞心悅目；二是主角剛直不阿，為電影注入了極大的正能量，是套充滿希望的電影。

電影裡的主角算是有好結局，至於現實中生活在貧民窟的小主角近況如何，相信大家經已從電視和報章得知。小主角在戲中險被流氓廝混利用作為賺錢工具，跳出大銀幕想不到也有同樣遭遇，只不過流氓的角色由父母家長來演繹，上演了那段情節的外傳。我們的心靈都因電影深受鼓舞，但這部電影為小主角帶來了甚麼？十年後再遇，但願別重演「傷仲永」的悲劇。

據說辛潘在《夏菲米克的時代》（Milk）的 演出出神入化，這個週末一於跑去看看。

篏制言論，控制思想，從來都是中共的專長。因此《零八憲章》這一類推動中國民主化發展、改善人權的宣言，從來都是中共的大敵。



這是一份沒有任何約束力的憲章，性質上只是一份由維權人士對改革理想之陳述。裡面談及的自由、平等、人權等普世價值，在今天的中國，竟然還被視為敏感的禁忌。法國大革命後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思潮席捲歐洲，後向美洲、亞非等地輸出。自此之後，中國的民眾就一直比其他國家之民眾低等，沒辦法擁有的同等的人權。這就是中國人的悲慟，也解釋了何以超過六成網民有「來生不做中國人」之嗟嘆。我常在幻想如果七十二年前張學良、楊虎城沒有在西安強行「兵諫」，中國大有機會逃過八年抗戰的厄運，而今天的中國又是怎麼一番景象。

我想發動《零八憲章》的劉曉波、張祖樺等人早就知道事件會發展到如此田地。情操一樣高尚，但他們卻不會得到像戊戌六君子同等的評價（甚至落得「手段不夠極端，組織不夠有效，資源不夠強大，後台不夠強硬」的批評），因為晚清時代除了慈禧太后，還有一個願意接受《公車上書》的光緒。至於《零八憲章》，卻連正式發表的機會也未有，發動人已被送往菜市口問斬。而他們的名字，很快又會給下一波的民權運動領導所湮沒。